胡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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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1998年出版的《胡适与韦莲司：深情五十年》（周质平著）也许是研究胡适情感世界专著之滥觞。而后的十年里，类似论文、专书都以胡、韦二人的书信及胡适日记为主要素材，所得结论也大同小异。由于之前读过2006年出版的《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：胡适的情感世界》（江勇振著），再看旧作，必然感觉缺少新意。不过全书的结语相当精彩，我摘录了其中有关婚恋观的部分，它与罗素《婚姻与道德》的观念不乏相似之处，而区别在于一个“说清了”（罗素）一个“做到了”（胡适）。老罗一生离婚数次，当然，“说一套，做不到”甚至“说一套，做一套”的哲学家大有人在，登峰造极者当属科尔多瓦的塞内加。思辨、推理至完美的哲学是一码事，在现实中，理性常常显得如此脆弱，根本无法抵御惊涛骇浪般的生活浊流，也无法约束人无可抑制的各式欲望。好友指责我处理男女关系时毫无道德底线！我自觉委屈，因为还是有一个委实不算高的底线的。电影<Annie Hall>中，男主角Alvy Singer的某任前妻不解两堆人试着把球弄进铁环（NBA）有什么迷人之处！Alvy答道：“迷人之处就是这纯属身体的，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他们‘证明自己很棒，事实上却一无所知’，身体则不会说谎。我们现在即可了解……（当即要求性爱）”底线就是“不说谎”。

中国传统爱情故事的极至表现和最圆满境界，都体现在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这一句话上。“成眷属”成了中国爱情故事在结局上悲喜剧的最后判断。从《孔雀东南飞》，到《西厢记》，到《三言》中的著名短篇故事，如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，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…… 以至于《红楼梦》无一不是围绕着这个主题。
在这样的传统下成长起来的男男女女，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爱情观：爱情是为婚姻服务的。爱情只是手段，婚姻才是目的。只要是良家子弟，婚前的任何男女交际，都只是不同程度的“相亲”。爱情而不能以婚姻作为结局则叫做“白搭”、“落空”或“没有结果”。
我们不得不指出，这样的恋爱观是相当功利而低俗的。恋爱只是为了谈成一桩买卖。但这样的恋爱观却是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，任何不为婚姻服务的爱情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是要受到舆论制裁的，并冠以“奸情”等恶名。
韦莲司与胡适的恋爱故事却完全不在中国人的这个老套之中，他们在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的模式之外，另立了“虽不成眷属，而一往情深”的典型。从1937年10月26日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中，我们得知，胡适是韦莲司毕生唯一想嫁的男人，但她也清楚地知道，这个唯一想嫁的男人，永远成不了她的丈夫。然而，这个事实丝毫无碍于她对胡适终其一生的爱慕。
婚姻从不是韦莲司爱慕胡适的“前提”，而只是一个爱慕之后自然的结果。这点“前提”和“结果”的不同，最可以看出韦莲司不俗的一面。

在中国语文里，“情”字往往与“恩”、“义”两字并举，而有“恩情”与“情义”两词。中国男女成了眷属之后，年深日久，情渐淡而恩义转深，成了一个恩义有余而深情不足的局面。当然恩义都是好字，并无贬义，但由恩义所引出的一种取予和负欠的关系也是不容讳言的。许多夫妻往往在所谓“顾念恩义”的情况下，度过一辈子，厮守或有之，深情则绝无。任何一方的消失，对另一方毋宁是一种解脱。这样的夫妻关系，并不罕见。在胡适和韦莲司五十年的交往中，我们只见深情，而没有恩义的牵绊，在现有的材料中，我们看不到韦莲司有“误我一生”之类的怨叹，尤其是她晚年善待江冬秀，而在整理胡适书信上，更是做到了“死而后已”。这样的深情已远超出了恩情或情义的范畴，而达到了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境界。在这个境界中的恋人，所做的种种，与其说是为人的，不如说是为己的。在旁人看来，也许是所谓“牺牲”或“付出”，而在当事的本人，则是甘之如饴，不做不快。
恋爱如果只是婚姻的前奏，那么结婚就是恋爱的完成，往往也就是爱情萎缩和死亡的开始。婚前的朝思暮盼，辗转反侧，到了婚后全被穿衣吃饭所取代。“成眷属” 之日，也往往就是“怨偶”萌蘖之时。在韦莲司和胡适五十年的交往之中，没有穿衣吃饭的问题，因此能始终维持着高度的“罗曼蒂克”。虽然聚少离多，共处的时日极有限，但那份憧憬和企盼却终其一生而不少衰。

Edith Clifford Williams